与此同时我也似乎有一些感悟，是谁首先建议把《义勇军进行曲》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的呢？其实我并不想真切地寻找到他是谁，只是在思索和探寻他当时思维和动机的独特，感叹这一思维的英明和卓见。我猜想可能是因为这样缘故：靠着这支进行曲，擦亮了千百万人们的眼睛、唤醒了沉睡和落后的民族，又激起了中国人民对于殖民封建主义的痛恶和对丑恶凶恨侵略者的仇恨，激发了山一样的坚定决心和海一样的汹涌的怒潮，形成了一股无坚不摧的意志和力量，终于在共产党主义思想和理念的鼓舞和导引下击退了凶顽和恶魔，打出了一个崭新的新世界。

在今后的几十年中那支歌可能也曾鼓舞过很多的人。在刚刚获得土地和生存条件的劳动者们，在最初的近二十年里也依然凭借着“起来”的呼唤声和感召力或者起来以后的无穷干劲和力量努力地劳作，创造出了可喜和丰硕的成果，再渐渐地人们以一种主人翁的姿态去创造改造我们的生活，也依然有这支歌的鼓舞。再就是每当我们遇到了艰难险困需要寻求力量和支持的时刻，中华儿女多会吼起这支歌，克服困难，突破许多阻碍，达到理想的彼岸；更有我们在国家事务以及在世界舞台上辛勤耕耘勇于攀登，取得了卓越的可喜成就或给以嘉奖的时刻，感恩之情油然而升，而你首先想到的会是最亲爱的人们、真诚的友谊、最坚强的后盾和最大力量的源泉。这时会奏响“起来”的歌声，伴随着你的思绪，让你在那短暂的时刻去体味、去感想、去陶醉、去飞翔......体味跋涉的艰辛，感恩使你成功的因素和动力，去陶醉胜利时刻的幸福与甜蜜，去放飞自己的理想，再探寻那未来的更美好。

可能在和平年代和平常的时刻里，国歌的作用显得就不那么重要和不太有意义的，甚至还会有“这支歌的歌词是否可以改换一下了”的思绪，我们还有什么危险，还有什么理由需要我们以结成长城一样的坚强阵容、肩并肩臂挽臂地前进，还有什么可以称作是强大和顽强的敌人、还有什么可以构成那强烈和密集的火力的吗？我就有过而且想要改换它的内容的念头。当然是想要换上一些激荡、鼓舞、向往一类的词句了，这一个时期气氛所形成的思维是天真烂漫的，是以为我们可以一往无前和所向披靡的那个年代。而随后的近三十年过来，渐渐地使得我改变了我要改换歌词的那个念头。我认识到产生这个思维意识的冲动、幼稚和肤浅。如今的感觉是《义勇军进行曲作》作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国歌真的太适合、太确切、太恰当了。而且认为要更长久地永远地不要改变和不能改变。是这首要歌歌词的内涵太深刻而具有永久招唤力的吗？是我们这个民族在迈向文明的进程中必然出现很多次的危机需要发动和组织冲锋的吗？我想应该是这样的。

自然生态的恶化，社会环境形势的严峻真的使人们越来越感到整个中华民族潜在着的莫大危险和威胁，而用这首歌再次唤醒人们的麻木与良知，认识自己的失误无知和索取掠夺的肆无忌惮、认识只顾当代和自己而忽略了他人和后人千秋万代这样自私的丑恶和不可原谅。再用这支歌激发向丑陋挑战的力量，自觉地逐渐地形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和强大的阵容，为挽救我们的生存环境和抢救未来的我们，去努力地改变丑恶，创造和谐与美好。然而我们这次的前进和面对的敌人以及敌人的设防，大大不同于那战争年代那种真枪荷弹，形真体确的经纬分明。我们的敌人不是别人，就是我们自己。而我们敌人的设防和炮火是极难以抵御和突破的。虽然我们的队伍曾经是身经百战所向披靡战无不胜的队伍，在这样的敌人和炮火的阵容和炮火下，则如秋风扫落叶，一排排、一批批地前赴后继地倒下，几乎是无一生还的全军覆没。这一场景会使我们想起许多战争影片中，发起冲锋时突然遭遇对方暗堡猛烈而密集火力阻击的那一幕，是最形象和真切的了。

而今我们的干部在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面前的表现正如毛泽东同志所预见的那样，许多曾在敌人面前不愧为英勇的人们，在利益和物欲面前迅速地彻底地跨了下来，土崩瓦解，极少有人能突破敌人的设防。我们也有孔繁森、牛玉如、任长霞、郑为民.....这样一批令人鼓舞、钦佩又令人悲痛的的榜样，我们的整体队伍本都应该像他们那样。然而他们只所以成为英勇，是因为自觉坚守一种信念没有与时俱进的结果才铸就了辉煌。更可叹现实生活中甘愿再去效仿和前赴后继的人们有太多的犹豫和彷徨。而另外很的大部分则成了我们的俘虏，如：成克杰、胡长青、胡文学、李 信、王怀忠、赵桂学 .....这些曾是我们队伍的精英，曾是根正、苗红，学习努力刻苦，工作竞竞业业，功业卓著，前途无量，多被誉为人民公仆和楷模的。而遇了一定的环境和到了相当的程度，则统统地转型变质。当然还有大量未能被揭露和检分出来的那部分，而这些人的数字和比例应该是远远超出于这些死老虎的十倍甚至于二十倍的。有人有这样的概论，说是达到了正科以上实职和具相当于此一级职权的人无一能例外的100%。可能有一点绝对，但这种“不查即好人，一查一个准”的现象人们是十分清楚的。他们并不比这些已揭露出来的人清廉到哪去，只是一没被涉及，二也不能再多地揭露，杀几个猴子给鸡看就够了。这是社会的共识，是人们对于普遍的潜腐败现象的认可、掩略和不可再计。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怎样探究出解决根本和关键问题的最佳的方略。那么这最根本问题的关键又是什么呢，我认为是我们的目前体制下“权”与“利”的不可分割，“权”与“利”的正比例内在实质。再是由计划体制转换为市场经济后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信念的偷换，为公与私有观念悄悄地转变。这种转变后留下是一副虚假现象和框架。而实质则彻底的根本上发生了变异。所以无论我们怎样竭尽全力地鼓动和教化，期图使这支队伍保持初始阶段那种先进性质和战斗状态，已经是不可挽回地徒有宠大的形体了。这样的一个阵营的内在的魂与质的状态虽是令人触目惊心的担忧，却是未能让太多的人感到生存与活着的危险和威胁。这是一种精神境界的死与存的变换，虽然是悲哀，然只是让人们以另一种方式去存在，这是思想阵营生存中变换与组合的过程，是为另一个话题。

而这个状态的形成和糟糕才是我们自然生存环境生成变化的十分危险的根本的内存的原因。其实这也是或者说者真正重要的环境问题。这种说法可能会认为有些牵强，其实是不知环境问题是人的问题，是社会和政治问题，是我们发展理念和运行方式正确与否的问题。就说长江、黄河这么宏伟壮观的自然景物，如今水质明显变劣，断流和旱涝灾害频发。这不是一个人的行为和一天的功夫造成的，我们又去追究哪一个人和他的哪一个行为呢？太湖、巢湖、颠池三湖出现危机，才引起最高政府的重视和警觉，而此前是我们所有人当然包括最高决策和领导者在内错误的思维和行为所造成的这样一个被逐渐破坏的过程。这样的推断不是无中生有的危言耸听。如果我们认识不到这种责任的严重或者不愿意以这种方式承担责任，那么环境严峻局面的遏止和好转是根本不可能，或者说进展效果不会理想的。这种思维和行为责任的追究方式包括域地和属地范围的最高法人，最高权利拥有者。不仅如此，还应该首先从高一层认识和究追的。否则这个追究是毫无意义的和没有太大效果的。我们在不久前很长一个阶段里是努力地学习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这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但是无论是领导者还是社会公民都有意无意地回避或者忽略了“代表”这个词组的真正内涵。目前我们就应该进行这种“权”与“利”责任的同步联系和追究。这在目前中国体制下的“权”所及的范围里“利”亦是相辅相承的。我们环境之所以出现如此严峻的问题，是因为各级政府权利所拥有者没有将其“利”分配给百姓，或者分配的极不公平；偏顾了那些社会上层的名流和运筹者们，这就造成了他们可以自己截留挥霍浪费的条件和重要因素。更关键的是他们使用了权，得到了利，却不愿、不想负担其相应的责任的。因此进行权利关系的分解和追究是我们探究环境、社会问题的内在因素的关键环节。

也正因为我们面临太多困惑，太多的迷茫，我们所要进行新长征意义的重大和征程的艰难就可想而知了。在这漫长时空和遥远的征途中，最大的一个特点是我们的敌人不是相对应的一方，我们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敌人的设防就是我们思维意识和行为中的自私、狭隘、错误、丑陋部中分的那种最狡猾最顽固的因素。所以我们的前进是极其艰难的，突破的方式也异常之困难。这里人们以自我摆脱海洛因控制几乎没有成功可能的困难程度来形容，是非常形象的。再如有我们粉碎资产阶级预言家断言我们的必然失败那样。三十年前我们决不相信我们会失败，而今我们不承认失败，也不再谈论成败，因为我们将队伍开进了对方的阵营，变换了特色的旗子，使得他们已不战自胜，我们和他们已不再是对手，此种状态下出现的只是为追逐利益而相互学习的朋友，故而也从此不会再有较量中的败北了。我们现在只不过偶尔发出梦噫般实则是舞台表演式的演说，而迎来的更热烈的掌声则是来自对手们会心和胜利情绪的流露。

这样的分析很可能会让许多同胞立马傻眼、迷茫，失望甚至逃之夭夭。不过，渐渐的人们会认真的思考，因为你必须面对这个严酷的现实。要不，怎么可以称得为真正的危险和真正的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呢？我们应该严肃的坦然地面对我们的处境和现实，认真地面对我们的失误和丑陋，面对我们强大而又顽固的敌人，真正树立“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的高度危机感和责任心，再使其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我们才有可能战胜自我，战胜敌人，保卫好我们的家园。

我赞成《义勇军进行曲》继续作为中华民族的国歌，而且要永远地作为这个民族的国歌。是因为这个民族曾经是灾难深重的同时也是使命重大的。她有一支队伍声称是为人类最伟大的事业奋勇拼搏的，而今这支队伍以及这个民族的自身也正在面临着完善自我不断升华必不可避免的一种艰难狱炼和取得突破必得经历的异常严峻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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